3月2日上午，我刚到办公室，同事就告诉我王老去世了,这位见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历程的老庭长走了。我心中一沉，脑子瞬间空白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同事说，老人昨日零时十八分永远地走了。

  3月5日,还是疫情防控特殊时期,单位没有集中组织告别仪式，不少同事还是自发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，无比尊敬地向他老人家三鞠躬，心里默念：王老，一路走好！ 

   王老叫王昌，今年八十有七，是个地地道道的曲靖本地人。

租地养家的孩子

1933年4月，王老出生在曲靖县环城西花乡中花柯村，大致是现在的曲靖市麒麟区花柯社区。王老说他出生的时候，日本人已经侵占了中国很多领土，但那时候还没打到云南来，那时云南的主要问题还是土匪强盗多。他的父亲就是在其16岁那年被土匪劫杀，正在蒙自读书的王昌没有了经济来源，不得不辍学回家挑起养家的大梁。

从学校辍学回家时，王昌家里当时没有地，只能去地主家租种。天年好时，每年交地租剩下的勉强够一家人糊口。

“8月29日这一天，是我这一生永远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日，因为这天，我光荣的举起右手，在党旗下庄严宣誓。”1952年，云南解放。当时，文盲十分普遍，识字的王昌先是在当地农会工作，不久因工作突出当上了农会小组长，后来加入民兵，加入青年团（共青团），他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时候能够光荣的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1952年8月29日，经过青年委员、税收委员和社员代表等一系列磨练，王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因为工作成绩突出，王昌当年被选派到西南革命大学司法干训班学习司法1年。这一年里，第一次接触到司法二字的王昌也没有想到，这一年的学习，他的一生与党和国家的司法事业紧紧的结合在了一起。

那个时候，王昌心里总就在想，他是农民的儿子，受尽了地主的压迫剥削，如今翻身做主了，组织上还给予了学习的机会，学成以后一定要效忠党，让更多的农民像他一样翻身，这样才对得起党和毛主席，才对得起人民群众。

见证法院发展

1953年王昌分配到法院，到1993年退休，正好是人民法院从起步到发展的40年。

一年的紧张学习，结业回家的王昌被分到宜良县法院（原隶属曲靖，现属于昆明）工作。1953年，工作不到半年的王昌被派往榕峰县（现曲靖宣威市）法院工作。 1954年经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批准，改宣威县为榕峰县，当年11月又改回叫宣威县。

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那时候法院的重要工作是扫除旧政权的一切法律和司法制度，实行保护人民的法律，巩固人民司法制度。旧时期农民受尽了地主的压迫剥削。作为贫下中农子女，王昌说地主的盘剥导致他一家流离失所，想想和他一起受苦受难的农民，他就更加坚定了司法事业的神圣之心。

随着肃清反运动的结束，法院的审判工作渐渐从配合群众运动向依照法律程序办案过渡。刚开始，王昌也是从书记员开始，1954年获得了助理审判员身份， 1958年担任刑事审判庭长。

“50年代的时候，法院工作条件都普遍较差，案子也不是很多。”王昌说那时人口更多的是按照地域集中在农村，所以矛盾纠纷也多在农村，巡回办案就多些。

“那时外出办案没有什么交通工具，除了走路还是走路，偶尔能骑一下自行车就已经是很稀奇了。”宣威地大人广，很多山路也骑不了自行车。宣威当时划分为13个片区，办案也是分片区，王昌分到倘塘、普立、杨柳等6个片区。他说，现如今的倘塘、普立仍然是宣威交通不便的地方，还不用说在那个依靠走山路的年代。最好的时候就是骑一段自行车到乡镇，然后抄山路到办案点，巡回一趟仅来回的路就是五六天。

“那时自行车都是稀罕物，能骑一下心里自然是十分的高兴。”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王昌骑着自行车去办案，但是崎岖的山路还是让他吃了亏，因为骑行途中出现故障，王昌被摔倒在路上，还不幸把右肩骨跌伤。虽然受了伤，但是王昌事后说得骑车过瘾，也十分高兴。

后来案子不断增加，法院还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，一个法官配两个助理就办案，案件多的时候一天能开好几个庭。虽然人员配备不齐、条件艰苦，但是大家积极性都很高。

除了日常的法院工作，王昌说当时法院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支农，同农民同甘苦，共劳动，同吃同住。王昌说当时农村劳动力生产低下，谈不上什么农业耕种机械，连化肥种子都很紧缺，所以能不能搞好生产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法院支农一方面是帮助农民搞生产，另一方面也是贯彻深入到群众中去的要求。

“到了文化大革命，也是法院最为混乱的几年。”王昌说那个时期，主导意识认为社会动乱的坏根是“公检法”，于是，社会上出了“砸烂公检法”的标语口号，很快就得到了“四人帮”的支持。接着，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就相继关门。王昌被视为“走独派”被批斗一段时间后，送去“五七干校”。半年后，王昌被调往罗平，开展所谓的“斗批改”工作近半年才遇上干部解放。辗转回到曲靖，王昌被派到医院开展思想清查。一年后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，公检法恢复，王昌被安排到刚组建的曲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。

文化大革命后，法院原有的建制被打乱，只剩下民事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还算完好，王昌便担任中院刑事审判庭庭长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法院的办公条件和办案环境才开始逐渐好转，干警的住宿和单位用车问题先后得到解决，出门办案也有了北京吉普车。

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

“电脑、打印机的出现，我们也就开始退居二线了”。往后的办公条件越来越好，法律法规也更加完善，法院的建制和分工也越来越细，最初的刑事审判庭分成几个庭，人员也扩编到了20多人。他说，虽然发展变化大，但是他退休的时候，庭审记录、判决书原稿等都是用手写，所以那个时候的人都能写得一手好字。

今天，有更多年轻有为的青年俊才为共和国伟大法治事业而奋斗，他们有着更高的知识水平，更全面的法治素养，作为一名老干部，甚感欣慰的王昌说，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，希望年轻的法院人在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蓝图中逐浪前行。

（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宣传教育处  区鸿雁  杨通 ）